党史回眸：“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”

　　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”。人民军队自成立之日起，就非常注重加强革命纪律，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规定，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。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从产生到基本定型的过程，充分反映了我党领导工作的科学方法，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

　　秋收起义以后，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向井冈山进军。那时候，因为战斗连遭失利，又没有根据地立足，部队不得不冒着暑热、拖着伤员病号连续行军，士气十分低落，那真是最困难的时期。整个革命形势处在低潮，需要我们这支弱小的、被失败情绪严重侵袭的部队继续把革命火炬点燃下去，那要经过一番多么艰苦的工作啊！

　　就在这时期，毛泽东同志除了将部队进行改编、建立党的组织，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外，并且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那就是要部队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。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、反对帝国主义、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，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。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军特点，使他们感到我军与旧军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，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、发动群众；没有群众我们也就无法存在。当时我们的旗号，虽然已经改为工农革命军，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，但部队的服装样式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旧军队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，是抓夫、派差，拿东西不给钱，动不动打人、骂人。老百姓见到“丘八”就要“跑反”。我们虽是工农革命的军队，但由于部队成员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，旧的习气还未清除，新的纪律还未建立，因此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，不利于军民团结。

　　毛泽东同志根据群众的反映，每天都和部队讲话，沿途也写大字标语，要求大家说话和气，买卖公平，不拉夫，请来夫子要给钱，不打人，不骂人。经他经常谆谆告诫，情况有些好转。可是环境困难，战士们肚子饿了，拿老百姓一个红薯、一个鸡蛋的事还很多。向地主土豪筹款，大家乱拿一阵，有的还拿到贫农和小商人的头上。特别是有一部分人非常散漫，不听指挥，乱说乱动，侵犯群众利益。那时党员的理论水平不高，也无法说服和制止这种行为。这些日子行军，毛泽东同志常常走在队伍中间，一边和战士们聊天，了解情况，一边给他们讲些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。

　　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（记不得是什么日期了），路经江西大汾，遭到敌人的伏击，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，继续南去。一营和团直属部队集合起来，决定上井冈山。当晚，就在湖南金竹山下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宿营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部队在村边大路旁集合。天气很好，衬着朝霞，层叠的山峰，密密的树林、竹林，显得分外壮丽清秀。我们知道这里就是井冈山的边沿，今天就要进山了。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：一方面，由于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，加上三营被隔断，显得人数更少了，有些孤独之感；另一方面，上井冈山，能有个地方休息休息，感到高兴。这时候，毛委员走到部队前面，站在路边石坎上开始讲话。乱哄哄的三四百人，顿时肃静下来。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，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，欢迎我们上山。

　　接着，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，又说：“今天，我们就要上井冈山，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，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，做好群众工作。没有群众的支持，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。”于是，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：第一，行动听指挥；第二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；第三，打土豪要归公。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，他又进行了解释。这一宣布，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，到现在还铭刻在我的脑子里。因为就在前几天，我们班有人曾经在行军休息的时候，到老百姓地里拾过一个露在地面的红薯。经毛委员这一宣布和解释，我才明确地认识到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。

　　1928年初，我们从湖南茶陵撤回井冈山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部队又进到江西遂川城过旧历年。这期间，毛委员又宣布了城市政策。在这以前，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，把商人、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，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秤也拿来了。毛泽东同志发觉这些情况后，立刻作了纠正。他指出：我们反对封建剥削，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，而要保护工商业利益，如地主兼商人，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；商业部分，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。如果有些特别坏的土豪、恶霸，必须没收他的商店的话，就一定要出布告，宣布他的罪状。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布告，宣布他的封建剥削罪状。没收来的财物、粮食，尽量召集群众大会，散发给群众，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，使他们敢于组织起来同封建势力、剥削阶级作坚决的斗争。除了定出了这项城市政策外，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，还不断地找群众谈话，进行调查研究，了解群众的反映，然后将这些反映归纳起来，对部队进行教育。

　　没过几天，毛委员又在遂川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，宣布了六项注意：一、上门板；二、捆铺草；三、说话要和气；四、买卖要公平；五、借东西要还；六、损坏东西要赔。他特别解释说：“损坏老百姓的东西，一定要赔偿。虽说‘打破旧缸赔新缸，新缸不如旧缸光’，但是赔总比不赔好。”他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，简明扼要，大家很容易接受，并且也容易做好。当我们把毛委员的指示贯彻到行动中去以后，某些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就随之消失了。过去部队一到，群众便逃之夭夭；经过我们广泛宣传和实际行动证实以后，群众再看到我们，不仅不跑，还主动帮助我们调查土豪、地主、坏分子，配合我们开展工作。从此完全改变了我军同群众的关系。

　　1929年春，红四军离开井冈山，向赣南闽西进军，开辟革命根据地。在万分艰苦的战斗生活里，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“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”，大家一直严格地遵守着。后来部队经过赣粤边“三南”（江西龙南、定南、虔南）地区，这些地方比较闭塞，封建统治势力很强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没有调查了解，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，到野外大便，随便在沟里、村边洗澡，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。

　　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，立刻把“六项注意”改为“八项注意”。添上的两项是：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，以后又改为“院子打扫干净”“挖卫生茅（厕所）”。因为群众对我们最有意见的主要是这两个问题，当我们一纠正过来，群众便立刻和我们接近了。

　　自1929年以后，战斗更加频繁了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大于一个，俘虏大量增加。这时毛泽东同志便将“八项注意”，增添为“十项注意”，即增加了“宽待俘虏”（包括释放俘虏、不搜俘虏腰包、不虐待俘虏）和“进出要做宣传工作”两项。最后，又将大便找厕所等两项删掉，变为“八项注意”。从此，项目便固定下来，只是在新情况下，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修改，例如将“打土豪要归公”，最后改为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；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，最后改为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，即不拿群众像针那样小、像线那样细小的东西，等等。

　　多年来，“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”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对人民军队的建设、正确处理军内关系、团结人民群众、争取敌军诸方面，起到了伟大的作用。“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”制定的过程，也体现出毛泽东同志领导工作的方法：适应某个时期、某个地区、某个工作任务、斗争形势、群众的习惯和要求，而提出非常明确、通俗易懂、看来很平常但政治意义却很重大的几条，作为人民军队行动的指针，因而可以很快地为广大官兵所领会、所掌握，并贯彻执行。这样，比讲长篇大道理起作用快得多、好得多。这些领导工作的方法，是很值得我们来认真学习的。

　　（陈士榘，出生于1909年，湖北钟祥人。文中身份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1团1营1连战士、团教导队区队长，第4军11师31团1营1连排长，第3纵队7支队19大队副大队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、政治委员，中共中央军委顾问。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95年逝世。）